人人皆知“零团费”旅游，存在种种强制购物的风险，不能贪一时便宜，付出更高昂的代价。然而，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，各地政府正陷入到这一旋涡中，不断涌现出的超低中标价格，正在为质量和可靠性留下隐患。

　　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陈丽芬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她表示，正在准备提交一份“关于规范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的建议”，希望藉此引起各级政府和招标方的重视。

　　对企业和政府的双重伤害

　　低价竞标给甲乙双方均带来深层伤害，更对行业造成不良影响。

　　两会召开前不久，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宣布，将提交《关于遏止环保行业恶性竞争的提案》，这份提案揭露了低价竞标的黑幕，如“企业报价低于项目成本价格，地方政府存在低价中标导向，个别企业不计后果、竞相降价跑马圈地。环境商会同时发出倡议，“呼吁环保企业守住底线，拒绝恶性竞争。同时，建议住建部、发改委、环保部出手予以遏止”。

　　据了解，2015年以来，我国市政污水及垃圾处理领域出现了恶性低价竞争的趋势。从2015年6月新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报出48元/吨开始， 8月蚌埠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报出26.8元/吨，10月高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报出26.5元/吨，12月浙江绍兴项目以18元/吨的报价再度刷新了行业底线。数月内，中标最低价从48元/吨骤降至18元/吨，降幅达62%。

　　而这种趋势不仅仅停留在水务等公共基础建设等领域，在其他行业同样出现了这种倾向。

　　今年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丽芬向记者表示她非常关注此现象，正在准备提交一份“关于规范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的建议”。

　　据了解，最低价中标办法会导致投标人恶性价格竞争，促使一些投标人为了中标，不惜低于成本报价，中标后则采取偷工减料等手段完成项目生产施工任务。

　　“低价竞标，有可能会出现低质的现象，政府需要及时给予关注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向记者表示，“这个问题又很敏感。”

　　据了解，2013年通威太阳能（合肥）有限公司正式投产，作为全球太阳能电池片项目单体规模最大企业的当家人，刘汉元对经济下行中的“寒冬”感觉分外明显。

　　但是2015年一项新的政策影响着光伏发电行业，光伏电站采取竞标模式建设，这让刘汉元感到非常头痛。

　　“这个问题很难，我们也提不出很好的机制。”刘汉元解释其中的原因，“因为一说到竞价，大家就把价格弄得很低，头破血流去竞标，你不尊重这个规则是不对的，你尊重这个规则，这个规则又害了供应链上的企业和利益相关方。”

　　而不搞竞价模式，建设光伏电站又非常困难。“不搞竞价，又要天天到市场上跑批文和路条，所以真的很难。”

　　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两种方法协同，即在开放的环境下应用，然后，适当地竞争。”刘汉元表示。

　　恶性竞价存巨大风险

　　建议指出，低价竞标往往会在建设过程及后期给多方带来不良影响。

　　对政府而言，获得一个较低的价格是否能够保障自身的利益呢？

　　“低价竞标，有可能会出现低质的现象，政府需要及时给予关注。”刘汉元向记者表示，“所以需要有一个改进的过程。”

　　记者获得的“关于规范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的建议”中指出，对于生产制造和施工行业，最低价中标办法的错误使用也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。由于价格恶意竞争，投标人在正常报价的情况下无法中标，使一些大型规范企业丧失交易机会，或者低价中标后无利可图，只得大幅削减技术装备和产品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，致使企业缺乏发展后劲，无法提高自身创新能力。用工方面，为了压缩成本，企业将降低用人标准，减少员工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入，影响员工素质的提高，最终使企业发展停滞，所在行业陷入恶性竞争、市场秩序癌变且无法自拔的泥潭，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不可持续。

　　而这一恶果已经逐渐显现。

　　有报道指出，安徽省的两会上，就有代表提出，“目前省内的政府采购项目多采用 最低价中标 方式进行招标，虽然财政资金的最大化利用上比较有利，但其弊端也异常突出，很多投标人进行恶意价格竞争，中标企业质量、服务水平低下，最终损坏甲方利益。”

　　需要法律层面规范

　　除改进具体办法外，还应建立健全价格体系、诚信体系。

　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向记者表示，实际上最低价中标是貌似善举的恶行。他同时撰文指出，“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之中，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所谓最低价中标机制。我遇到不少企业家对此深恶痛绝、不少企业因此陷入困境。”

　　他表示，不考虑后续的履约和售后，那么最低价中标就足以导致市场秩序癌变。“一是招投标的异化，量身定制的招标、你来我往的陪标逐渐流行；二是最低价中标者在履约时花样百出，有的在履约中拖沓，突然停止，甚至占场不撤，要求追加预算；三是最缺乏底线的中标者可能公然提供难以达标的设备、商品或服务，当甲方表达不满时，中标方往往直截了当地回复说，如此低价，只能如此低质。”

　　我国《招标投标法》规定“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；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，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；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。”另外，我国《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》规定：“评标方法包括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、综合评估法或者法律、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评标方法。”因此，我国现阶段采用的评标方法主要分为两类：综合评估法和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。

　　然而，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“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”的适用范围和前提条件，也没有界定“投标价格低于成本”的具体情形和标准。

　　因此，“关于规范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的建议”中明确提出：“取消产品招标采用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，建议采用 经评审的平均投标价法 ；其中对具有技术和品牌含量的产品招标评分占比不低于30%，可以高于平均投标价中标；完善和细化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条款设置。”

　　此外，“要形成行业成本价格体系，防范恶意低价投标。对于恶意低价投标较为明显的行业，根据目前市场整体行情，结合相关的政府文件及有关专家的经验，由政府或行业组织制定招标成本指导价，严格规定投标报价应去掉最低价和最高价后，还低于平均投标价一定比例的，视为低于成本价，以此作为整个招标项目的价格评审依据。”  

　　陈丽芬认为，现在最低价竞标表面上保护了招标方的利益，但实际上没有做到优质优价，没有维护创新。

　　这份“建议”提出，“建立诚信体系，健全失信惩罚机制。当前，由于供求关系失衡，投标人产能严重过剩，在招标过程中，应当要严把市场准入关，健全市场清出机制，对于有挂靠投标、非法转包、违法分包和串通投标、虚假投标等行为的投标人，以及对于发生过严重质量、安全事故和严重投标失信、履约失信、行贿受贿行为的投标人，以及违法违规的检测机构和人员，要依法作出严肃处理，限制进入招标投标市场和监管领域，同时建议对那些资质好、讲信誉的诚信单位应给予优先支持，从而促使行业良性发展，社会健康发展，实现伟大中国梦。”